文|李勤峰
今天,是入冬以来第一个低气温的早上。
我发出了微信:“周六如果没有特别的事,我们爬山去。如果遇上天气不好,就来我家玩一天,提前告诉你,就别安排其他的事了。告诉你对象别再值班了。”微信的那端是我最好的挚友、近四十年之谊的同学。
这些年来,从打电话到发短信,从用手机到发微信,彼此从来不用通报姓名,也没有称呼过职务,但第一句话就知道对方是谁。
我们的渊源还得从共同坐过一趟车,但彼此不认识开始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尽管还没有完全走出缺吃少穿的日子,但农民及其散落在大地上千万户农家,已按捺不住走出温饱线的冲动。一切都充满了希望,一切都焕发着生机与活力。人们在用力、用心地翻腾着脚下的土地。往日只吸汗水很少回报的土地,开始填满着久已见底的粮仓。年轻人从推独轮车到千方百计倒腾成自行车,用自己的特产或手艺到外地去换回家用的钱物。那些原来生在农村吆五喝六,满手没有一个老茧,满眼没有一个好人的人,开始极不情愿把脚踏进农田。那些被生活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人,像是吸足了氧气,一夜之间焕发了青春。
乡下人的肚子饱了起来,衣服开始变得整齐了、好看了,被贫穷变的刻薄的婆婆,再也不用眼盯着自己的儿媳妇,怕她把粮食偷给饿的奄奄一息的娘家人。鸡的叫声变的清亮,狗的叫声变的有力气,尤其是下过蛋的母鸡,叫声再也不像是对主人的怨恨,变得均匀自愿了。总之,农村的变化,就像一个出嫁的村姑,经过捯饬,一夜之间变成了上花轿前美丽动人的新娘。几辈子面朝黄土、背朝天的农民,开始放飞梦想,眼光在搜索着远方的诗意。
农村最有想法的就是那些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孩子。他们从书本上嗅到了美好,从报纸上、坊间传言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被精彩感染着每一个毛孔。父辈们一次接一次灌输光宗耀祖的密语,把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期望,转变成年轻人耳朵里的美餐,编织着他们也是凭空想象的、又似乎垂手可得的多彩生活。
于是,这些似懂事又非懂事的半大孩子,被似懂非懂的希望牵引着。身上承载的父辈的希冀,也一天天多了起来。他们已不单单是那个眼巴着饭桌、盼着吃顿饱饭的单纯的孩子,他们在琢磨着如何去改变自我,卯足了劲,冲出亚马逊,去争取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。
这伙半大孩子,多少年来,在农村得不到大人们见赏,还有个特殊的记号: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”。他们天天撒野,进不得教室,也无书可读,他们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了,大人们看着心里发毛;农村的体力活不会干、也不顶事,真去干了,大人们又心疼的火急火燎,他们吃起来可不含糊,个个有一顿好饭量,只是肚子一年大多时间是干瘪着,只有有数的几顿饭是鼓着的,比如过年。因此,在父母眼里是一个特定赔本的群体。
我和我的同学都处在这个年代,也处在这个年龄。
命运让我们不一样的,是赶上了一个梦想开始的时代。孩子们可以读书了,可以考大学了,从只能干一个工种:修理地球,到现在可以凭本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们纷纷自己、或被父母盯着,趴在了昏暗的煤油灯下,捧起了久违的书本。趴在煤油灯下的背上,承载了几代人、或自己的父辈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期望,就是考学,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,告别那光秃秃的山沟。
农村的家庭自古崇尚赶考,书生赶考的折子戏,在广阔的大地传来传去,那些多少年前左邻右舍出的秀才,又被当作榜样,翻腾了出来。三里五村,谁家有个考学出来的,被乡亲们称作“祖坟上冒了紫烟。”,在村里、镇上、县上,要热闹大半年。
考学,被农村人当作改变命运的出路。那时候能考学出来又是何其难哉!比上青天还要难。且不说全国平均几十人之一、上百人之一的升学率,单就我们俩所处的偏远山区来说,连个高中生都很稀罕。就我那个村子,从全国解放到文革结束,只考出来两个学生。一个是技校,毕业后去了大西南建设三线,被人遗忘了。一个是师范生,毕业后去了同样山区的学校教书,家乡留下了他与继母那段故事。我这个立志考学的人,单就这决心,让乡亲们听了就吓个半死。我觉得别人能做到的,我也能做到,至少也必须竭尽全力闯一闯。
等我好不容易考上那所乡镇中学时,那所中学却在迅速陨落着。二年高中时光,语文老师换了三位,数学老师换了四位,化学没有上课老师,物理老师一人应付四个班,没有英语老师。第一年考学的时候,尽管我是地区级优秀学生干部,有加十分的照顾,但依然是名落孙山,这年在去县城参加高考时,唯一获益终身的收获就是我与同学相识。
落榜的失落、无助、无望、羞愧是难熬的,仿佛自己掉下了万丈深渊,又从万丈深渊掉入十八层地狱。那个时候唯一省下的就是饭。父母也同样无助,甚至不知道怎么安慰我。命运的缰绳我只能攥在自己手中,无论有多痛苦、多无奈、多寒酸。父亲那句朴实而铿锵的话,却成了我永远的动力:“你只要想上学,我砸锅卖铁也供你上。”
大约那年的十月份,我接到了一封来信。是我同学写给我的。信上讲他落榜后,又去了邻县的一所学校就读,把我的高考分数给学校说了,学校愿意接受我去复读,但需要交八十元的复读费,和父亲一商量,父亲最快给我凑足了学费,骑八十里的自行车赶到了这所学校。
我们俩开启了真正的同学时光。这时我才知道,当年我们俩坐同一辆车,作为优秀学生干部代表,共同出席了所在地区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代表会议,只是由于来自不同学校,又第一次出远门,同乘一车未相识罢了,高考时由于紧张未叙及而已。
那时他离家比我稍近点有五十公里,我接近六十公里,全凭那辆破自行车。后来我带着老婆孩子开车回老家时,拿这条路讲起当年求学,他们都很诧异。现在开车一个小时的路程,那时蹬自行车需要近五个小时,但心中有希望支撑着,一点也没觉得累。那时为了能勤吃上家里带的饭菜,我们俩岔开回家的时间,每半个月回家一次,每周都能换着吃上回家拿来的饭菜。到了冬天,我从家里带点小米,他从附近集市买几斤大米,我们就放到学校食堂的蒸笼上蒸米饭吃。实在是吃俗了那些永远不变花样的饭菜,我们俩就早上去学校门外的小摊上花五分钱,买碗豆腐脑喝,五分钱一碗两个人喝的豆腐脑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。至今已过30多年,我仍然记得那位卖豆腐脑大嫂的模样,她瘦高个,穿一件红的花格上衣,留着齐耳短发,看上去有四、五十岁的模样。盛豆腐脑的家伙什是农村常见的瓦缸,外面着一个棉外套给豆腐脑保温,旁边用罐头瓶盛着小料。我们总是嘱咐她多放点小料,她总是满口答应着,用手高高撩起羹匙,做着夸张的动作,以示放的比其他人多,其实落到碗里的每个人都差不多。
在学校最难过的是冬天,学校所在的位置地势低,宿舍很潮湿,大家睡的通铺。每到冬天老师就让学生回家拿铺草,我们俩在外地,蒲草都是同学帮我们俩从自己家中拿的。所以,我们现在都忘不了同学们对我们的帮助。
学习成绩上我们俩也差不多。记得我刚到学校,历史老师进行单元测验。我的分数很靠前,我同学觉得很有面子。那时英语已开始计入高考成绩,他的英语比我强,我连26个英文字母到现在也记不全。起初是因为在原来的学校没有英语老师,没学过,现学也学不来。后来因为考学时吃了没有英语亏,对英语特抵触,所以连英语26个字母也不记了。
很快就到了第二年高考的时候了,那时不知道什么原因,参加高考要首先预考,只有取得了预考资格,才能参加高考。我预考时一次过关,以五门的成绩与六门课参加预考的竞争,一次通过。可平时成绩挺好的他却以微弱分数落选预考了。
等预考的成绩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。附近的同学都回家了,我们俩在等预考成绩。当成绩出来,他落选预考,有多失落是可想而知的。那时学校的领导也真好,看到学生就差那么点分而不能参加高考很着急,记得班主任老师天天找教务处,最后教务处的司主任多次去协调名额,但没有结果。
等了几天没有结果,看同学失落的样子,我也心在流泪。就告诉他,你先回家,咱俩的干粮只能供一个人了,我在这里等结果。一有结果,我就给你送信去。
大约等了三、四天时间,教务主任送来了好消息,要来了七个预选名额,我同学顺利入选。
得到这一消息,高兴的我,知道难过的他,在家是一种怎样的渴望,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告诉他。
得到消息的时间至今我都清晰的记得。
那是一个五月中旬的日子,天说变就变,人还离不开过冬的衣服。
那天下午约五点钟,天阴的一天没有开眼,教务主任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进了学校,打住车子,径直朝班主任那里走去,我也迫不及待的赶了过去,听教务主任说:“办了,办了,总算对孩子们有个交待,办了。”班主任问:“给了咱几个?”“七个!”“好,好,好,谢谢学校领导”。我听到后非常高兴,我知道,按分数排的话,就是办一个名额也应该是他,谢过了两位老师后我说:“我这就给他送信去。”“天阴下来了,马上要下雨,明天吧。”“不,我必须今天去。”“好,你注意安全。”老师叮嘱我。
五点半,我没顾上吃一口饭,确切的说,我俩凑齐的饭已到了再多等一天,就没饭可吃的地步了,要是再没有消息,真能到了逃荒要饭的程度。
我骑着自行车,毫不犹豫的向黑夜赶去。
五十公里,虽是公路,但那时公路不像现在的宽阔公路,城镇相连,基本都有路灯。那条路很窄,路与周围的农田茫茫一色。在雨夜中,我只能凭着偶尔路过的车辆灯光辨别方向。身上的衣服雨水和汗水和成一起,散发着一种苦涩的味道。雨水和汗水从头上、脸上落到身上,落到车把上,用手抹一把继续走。
同学的家在公路的西侧,在一个高出公路许多的山坡上,所以村名叫台头村,估计就是因建在土台子上、需要抬头才能看到而得名。我过去只到过他家一次,记得一条东西向的稍宽的路越村而过,路的下面是三米多高的石墙,离石墙一米左右是另一家房子的后墙,路面与墙下房子的房顶基本持平,是典型的山村特色民居,路的东首是一个土质大斜坡,与砂土公路相连。黑夜里,我还真拿不准具体方位。
约摸到达的时候,我在公路旁停了下来,想着在黑夜里确认位置的办法,这时候我希望有一辆车从公路上路过,让我用一下车的灯光;也希望有一道闪电到来,划破这恐惧夜空。
晚上近十点钟,农村已大部分夜宿。我在黑夜里就着雨水等啊等啊,总算来了一辆汽车,我生怕车辆的灯光一闪而过,从远处发现灯光开始,我就努力辨别着方位,总算确定路西的村庄没有错。当我把车子推到那个进村的斜坡路口时,汽车已过去。
我试着上了几步,结果连人带车又滑了下来。这段土质的斜坡路是绕着山脚开出来的,右侧是山坡无路可走,左侧是石墙,雨中的路已不能用泥泞来形容,比现在设计的丛林汽车拉力赛车道还要难走。在我的老家,这样的路,遇上下雨天,白天也无人敢走,何况我是在黑夜的雨中,走这段只走过一次的路。
黑夜中除了讨厌的雨,就是讨厌的路,那时一般人形容在乡下雨中骑自行车走路,是平时人骑车,雨时车骑人,在雨中,我的自行车失去了这个优待,变成了我的探路工具。
在雨雾中,我首先用车的前轮去触碰右侧的山坡,然后估摸路的宽度,走一步挪一下,连人带车跌倒了多少次,打了几个滚,我已无心去记,只想尽快把信送到。脚陷在黄泥中,费九牛二虎之力拔出的,往往是脚,鞋子被黄泥黏住,只能一手牵着自行车,一手去提泥巴中的鞋子。每完成一次挣扎,首先用手去摸左侧的右墙边,以避免掉到墙下去,然后想办法爬起来,竖起车子再走。就这一段50米的斜坡,我走了差不多得有半小时,人已变成泥人,车子要不是雨水的冲刷,估计就推不动了。
上了斜坡后,还有一段相对平坦的路,村里人习惯叫这样的村中路为“大街”。
当我敲开门,把这一消息告诉给我的同学和家人的时候,心里的那份释然像是涅火重生,同学家的灯光,在我面前像是个从荒岛逃难的人,终于看到了温暖的阳光。
这一夜我住宿到同学家,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。
作者简介:李勤锋,山东滨州人。现居济南,某科研单位负责人。大学文化,高级职称,知名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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